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远程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子通教授近日接受了《健康报》记者的专访，现转载如下。

【健康报】黄子通：争分夺秒只为救命

          采写 本报记者李阳和  孟小捷

  他是抗非典功臣，也是急诊医学领域里的翘楚；20多年来，他倾心致力于急诊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主编出版的第一本《急诊医学》成为全国多所医学院校急诊医学教材；他是全国第一位急诊医学的博士生导师；他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区域性远程生命信息监测网络平台，实现了对临床高危心脏病的患者的远程实时监测。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一个个原本不该逝去的生命。

对话： 

      把急诊医学打造成一棵长盛不衰的“圣诞树”

　　记者：经过近30年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目前急救医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黄子通：从反应速度、临床抢救水平来看，应该说我们并不差。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相关法律的滞后。奥运会举办期间，首都国际机场放置了100多台自动除颤仪，但这些被业内称为高级“傻瓜救命机”的设备从来没有被使用过，问题在于中国的法律尚未规定非医务人员可以动用这些仪器。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急救立法，也参与广州市社会急救条例的制订和修订，法制的健全对于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急救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您的梦想是什么？您如何理解您这代人的责任？

  黄子通：我有个观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圣诞树”，就是说，第一代人打基础，第二代、第三代往上走，一步步上升，直达尖顶；另一种是麦当劳的LOGO（m符号），学科先是在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发展到一个高峰，等到这个人离开了，就走下坡路，掉到了低谷再慢慢往上爬….。就急诊医学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当好铺路石，培养好人才梯队，使之能像圣诞树一样有坚实的基础并不断向前（上）发展。

　　至于说到梦想，我期待有一天，全国从家庭到社区到二级、三级医院都能形成一个急救网络，只要加入这个网络，无论你走到哪里，何时何地，一旦突然有人倒下，我们都会在网络系统内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让那些原本不该逝去的生命得到拯救。

     最感欣慰的是，96名医护人员染非典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

  “爸爸，昨天看到有关SARS十周年的报道，我就忍不住哭了。回想起那段艰难的时期，看到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看到了什么是冷暖人心……要打赢SARS，真的不容易！所以，真的很感谢爸爸坚强地活过来，感谢妈妈的不离不弃与悉心照顾，还有所有在那段时期给予我们帮助的亲戚、朋友和医护人员……” 这条短信是黄子通的女儿（当年11周岁）从国外发给他的。在今年广州抗击非典十周年专家座谈会上，这条短信让在场的很多专家都为之动容。

　　10年过去了，对黄子通来说，抗击非典的那段经历仍是刻骨铭心。

2003年的春节，从一开始就被一种不祥的气氛所笼罩。还在腊月二十九，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的两兄弟。晚上10点多，哥哥抢救无效死亡。为了弄清楚病因，也为了救他的弟弟，黄子通立刻动员其属同意作尸解。向卫生厅领导请示后，得到的答

复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不同意作尸体解剖，只能在太平间取标本。除夕早上，作为当时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兼急诊科主任，黄子通带领两名医生和来自疾控方面的专家，全副武装进入太平间完成了“解剖”。这是我国对“非典”患者进行的首例“解剖”，为及时找到非典元凶获取了宝贵的病理标本。这也是当时引起全国专家对“非典”病因争论的最原始材料。

恐慌的阴影依旧在扩大。到大年初六，因密切接触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而出现发热、肺炎的医护人员已有40多人。这一切都源于腊月二十九呼吸科收治的一位周姓发热、肺炎的病人——这位后来被称为“毒王”的患者住院后不到48小时，病区内的医生、护士，甚至保洁、送饭的工人全被感染。黄子通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陈荣昌所长等专家仔细查看呼吸科病房后发现，病房通风存在问题，据此，推断疾病传播是借助飞沫而传染，而“元凶”一定是病毒。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要求总务科当天制作4000个12层纱布口罩，全院医护人员都要戴12层纱布口罩上班。这一措施，有效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感染率。也就在这一天，请示卫生厅领导后，建立了最早的非典隔离治疗病房，实行自救。同时，成立医院抗非典领导小组和抗非典专家组，并亲自担任专家组组长。

面对SARS这个穷凶极恶的新敌，被传染的都是医护人员，病因不明，更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一切只能是摸索着进行。黄子通带领专家组大胆提出三组不同的治疗方案，将感染住院的60名医护人员随机分成3组分别进行临床治疗观察，并请国内感染学界的权威专家--全国感染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爱霞教授共同评估治疗方案。此外，黄子通还借鉴本院儿科黄绍良教授的经验，把免疫球蛋白整合到治疗方案中来。经科学地治疗，SARS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该院96位倒下的医护人员除司机老范外，全都奇迹般站了起来。

　　然而，就在危险局势得到扭转之时，身为医院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的黄子通自己却被“撩倒”，成为当年因为救人而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2月10日上午，黄子通请钟南山院士对11位重症非典患者进行床边会诊，就在中午1点专家吃盒饭时，病房报告：大年初一将“毒王”转送到中山三院而感染SARS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出现呼吸困难，明显缺氧。专家组决定将老范转入ICU进行机械通气治疗。同事几十年的老范要求黄子通先向他的妻子通报病情，拨通妻子电话后顺手将在病房用了5天的手机递给黄子通，来不及思考也不顾上身后有人暗暗捅腰提醒，接过手机与老范的妻子通话。就是这个接手机的动作，把黄子通推向了噩运。2月15日，他开始发烧；17日晚上，肺部开始出现大片肺炎阴影，被送进了非典隔离病房；2月24日，他24小时滴水不进，呼吸困难，胸部疼痛，一咳嗽都是鲜血。由于病情危重，他被转送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在那里他曾被采用呼吸机抢救治疗4天，但最终他闯过了鬼门关，出院时间是3月1日。

　　在病情完全恢复后，黄子通又主动请缨再上“前线”。他还受上级委派两次驰援天津抗击非典。

　　和SARS零距离接触的黄子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他在电视台录制的防非典讲座被刻录成30多万份光盘在全国发放，对消除公众恐慌、有效防控非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非典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抗击非典一等功”……但经历了生死的黄子通对此看得很淡。10年后，他更愿意说的是那些曾感动过他的一个个细节：在护士值班房的柜子里，有人无意中发现护士上岗前悄悄写下的遗书，这位护士的丈夫去世不久，留下6周岁的孩子；全院共有305名护士被派往非典隔离病房，没有一个人说“不”；当自己为感染SARS的临产妇安置隔离“产房”忙到深夜，四下“找食”几近“绝望”时，医院一位老职工把一盒剩下的盒饭递到他手里；作为全球最早建立救治非典病房的医院之一，在SARS医护人员源源不绝地被送往隔离病房，钟南山院士为分担该院的压力而做出提议——将10位SARS重症患者转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还有，作为当年救治非典专家组组长，全院96名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中没有一个出现后遗症，这是10年后黄子通最感欣慰的事。

      “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执着地一点点干出来的”

　　有数据显示：非典后受表彰的医生中70％～80％都是搞急救出身的。黄子通也不例外，他不仅是非典功臣，还是急诊医学领域里的翘楚。

　　1977年，黄子通从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进入中山二院工作。据他回忆，刚刚接触临床时，还闹过笑话：在一次观摩手术中，看到病人腰麻时长长的针带着出血拔出来，他竟然晕倒在地。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位文弱书生样的年轻人，10年后，居然干起了风风火火的急诊。

　　黄子通和急诊医学的缘分，源于一个小插曲。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为里根总统访华打前站，由北京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老布什指定要坐救护车，不坐政府接待部门准备的高级公务车。这可把官员们难住了，因为当时整个广州都没有一辆标准的救护车。将广州市十几家大医院的救护车先后派往白云机场，老布什都摇头不上。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广州军区刚从美国进口了一辆“雪佛莱”标准救护车，于是，紧急从军区司令部把这辆还没开封的救护车调来使用，才解了燃眉之急。

　　这件事促使黄子通开始关注中国急诊医学的现状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急诊医学方面的论文。这一切被时任副院长的傅祖植教授看在眼里，1987年12月，32岁的黄子通被任命为急诊科科主任。

  当时，我国的急诊医学刚刚起步，1987年才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并确定急诊医学为独立的临床学科。中山二院的急诊科成立于1984年，是全国各级各类医院中最早成立的急诊科之一。但直到黄子通出任主任时，他手下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兵”——急诊医护人员都是从其他科室轮转过来“打临工”的。科里的硬件也简陋不堪：除了一台简易的呼吸机、单向波除颤仪、洗胃机外，再没有其他急救设备。

　　黄子通首先从建章立制做起。尽管急诊科人员不固定，但他认为：既然你到我这个部门工作，就要服从我的规则。他通过制定详细的“岗位责任制”、具体可操作的“奖罚细则”，并把绩效奖金与岗位责任、医疗质量和医德医风挂钩，调动了科室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了科室发展的活力。

从1988年起，在黄子通的主持下，中山二院急诊科开始主办全国急诊专科进修培训班。20多年坚持下来，54期培训班不仅为科室建立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急诊队伍，还为全国各地基层医院培养了1000多名急诊医学专门人才。他在培训讲义基础上整理编著出版的《急诊医学》一书成为当时国内多所医学院校的急诊医学教材。

　　黄子通的这一系列创新之举，让科室发展风生水起。如今，他们拥有了集院前急救、急诊、抢救、观察室、急诊病房、EICU于一体的二级临床科室。急救队伍也不断壮大，50多名急诊专科医生中70％是硕士、博士。尽管面临年急诊量25万多人次、住院及危重症监护超过2.5万人次的繁重工作量，他们还是创下连续20多年无重大医疗事故的佳绩。中山二院急诊科的建设与管理也因此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2012年，中山二院急诊科被评为国家重点临床专科建设项目。

　　提起黄子通白手起家的经历，该院一位老院长由衷地赞叹道：“子通没给我提任何要求，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执着地一点点干出来的。”

     “当你能在危急关头救活一个人，心里会感到特别自豪”

　　黄子通的目标不只是“在广东做出个样板”，他还着眼于“推动去全国的急诊医学的发展”。

  1987年，黄子通担任急诊科主任的第一年，他就承办了广州地区首届急诊医学学术交流会。同时广州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成立。在黄子通等人的建议下，学会对广州地区20多家大医院的急诊现状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向市人大常委会的建议，1989年12月30日，由广州市政府拨款1700万元建立的广州市急救（指挥）中心挂牌成立，同时，开通“120”急救电话。此后，深圳、惠州、中山、东莞、佛山、韶关、汕头、湛江等地市均成立了急诊医学专科分会，120急救系统几乎遍及全省。

2000年，黄子通担任广东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配合卫生厅组织专家编写了《广东省医疗急救体系“十一五”规划》及《120指挥中心、二、三级医院急诊科建设标准》；制定《广东省救护车统一标识》；完成了广东省地市县应急救援系统建设现况的调研。

急救医学体系的完善给广东省的卫生应急救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1990年发生的广州白云机场空难事故中，组建还不到一年的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组织12个急救站在第一时间把65名伤员送往13家医院进行救治。120急救系统的有序高效运转，得到了时任总理李鹏的称赞。在接下来的2003年抗击SARS中，2008年的冰冻雪灾中、汶川地震中，这支“能征善战”的急救队伍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灾难救援现场。

　　生死时速，争分夺秒，作为一名“急救人”，黄子通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险象环生的救死扶伤中度过的。

  2011年国庆期间，珠海两姐妹因为吃了街边小摊售卖的鸭脖子出现中毒症状，正在广州郊外休假的黄子通接到卫生厅的救援电话，自己开车赶到珠海市中山五院ICU抢救病人。根据病人视力减弱、神经反射消失等症状，迅速判断是肉毒中毒，于是紧急联系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空运肉毒抗毒素。在得知两姐妹家中贫困无力负担救治费用后，黄子通建议院长请媒体介入报道，发起社会救助行动，最终成功拯救两姐妹的年轻生命。

  广东顺德13位民工因用饮水机的水泡方便面而中毒，被送到当地医院抢救。因为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找到“甲胺磷”农药空瓶子，医院一开始按甲胺磷中毒进行抢救，但患者均出现抽筋、昏迷症状，医生束手无策后，向黄子通求援。黄子通紧急赶往顺德，根据病人症状马上想到，除了甲胺磷中毒外，可能还有毒鼠强中毒。这一判断与后来公安部门的调查相吻合。十余位中毒患者因此得以脱险。

  类似的急救故事在黄子通那里不胜枚举。每每在危急关头救活一个人时，黄子通说，“会感到特别有自豪感”。同样，提起那些原本不该逝去的生命，他也会显得比一般人更加心痛。

  中山医大心血管内科一位老教授在操场晨练时突然倒地，被医学生发现后抬到医院急诊室，但由于现场处置、搬运措施不当，老教授没能被抢救过来。这件事让黄子通深受触动：急诊医学救治技能必须要在医学生中普及、提高。1995年，中山医科大学成立急诊医学教研室，在黄子通的推动下，急诊医学被正式纳入本科教育。

此后，急诊医学的发展驶入快车道：1996年，中山医科大学被批准为急诊医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同年，经黄子通多方奔走申办而成的《岭南急诊医学》杂志也正式创刊；2003年9月，黄子通牵头申报急诊医学博士点，使中山大学成为全国第一个急诊医学的博士点，他本人也成为国内首位急诊医学博士生导师。2006年起担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2011年起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副会长，参与全国急诊医学的发展规划，负责起草了全国急诊专科医师培养方案等。

　     “急救，急救，关键是要把病人救活”

　　2007年，黄子通在中山大学创建了全国最早的心肺脑复苏研究所。其实这个念头早在1994年就在他心里萌生了。“急救、急救，关键是要把病人救活”，这个简单的理念告诉他，心肺脑复苏将是急救医学今后要重点攻克的科研难题。

  他在国内外率先采用骨髓干细胞移植引入心肺脑复苏的救治研究。如今，研究所已建成了一个临床研究平台和一个基础实验平台，在全国还拥有15个心肺脑复苏研究基地。2012年，黄子通将国家财政500万元临床重点学科建设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全世界最先进的血管内低温治疗仪、心肺复苏仪等设备，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心肺脑复苏的科研水平和临床救治能力。 

  对黄子通来说，心肺脑复苏绝不仅仅是体现在最后的救治环节。“我在搞急诊的前些年，发现很多突发心脏病患者，在家里还能喘气，路上还能讲话，但到医院就死了，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这个念头促使黄子通在1995年发明了心脏“BP”机（即第一代DXJ-I型电话-心电监测系统），只要病人家里有电话，通过“BB”机，就可以把心脏信号变成声音信号传到医院的急诊监测中心，医生可根据监测结果随时指导急救。有数据显示，我国院外心脏性猝死每分钟发生240例，病人活过来的不到1%。而心脏“BP”机的推广应用，能使院外突发心脏病生存率提高到10％以上。在此基础上，2006年，他进一步发明了家庭远程呼吸心电监护仪，该项目于2009年获得广东省科技二等奖。接着，他还在国内建立了首个院前心肺复苏调查分析网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家庭-社区-中心医院－急救120”的区域性心脏性猝死综合防治网络，实现了对临床高危心脏病患者的远程实时监测。这一成果被卫生部、科技部作为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为了帮助基层医院解决疑难急危重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难题，黄子通还牵头组建了广东省疑难急危重病远程医疗会诊中心，通过覆盖全省范围的实时远程会诊网络平台，可24小时为对接的300家基层医院提供临床疑难急危重病的医疗会诊服务。2012年，黄子通被原卫生部特邀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专家，担负起医疗信息标准化研究制定的重任。

  从医院的急诊科建设、到广东急救医学体系的发展，再到全国急救信息化网络平台的搭建……黄子通在“救命”的路上越走越开阔。

　　已退休的急诊科副主任邱嘉民是和黄子通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他说黄子通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狠”：“狠狠地下决心，狠狠地做事，狠狠地抓住机遇”。2000年，一次国际急救医学大会结束后，在专家散场离去时，黄子通在电梯旁巧遇美国心肺复苏医学专家唐万春教授，他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10分钟的交谈便促成了一项国际合作协议的达成，2001年至今唐万春教授受聘中山大学心肺脑复苏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兼职博士生导师。业内熟悉黄子通教授的人都将他的做事风格归纳为“执著、务实、低调”，而最令人钦佩的是，“全国做急救医学的人很多，但像他这么用心的人不多。他每走一步，至少要超前三、五年” 。

记者手记：

  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黄子通教授，身上满溢着青春的活力。他走路大步流星，做事风风火火。喜欢锻炼的他，哪怕忙到深夜，也要到家附近的学校操场上跑上七八圈。他有个过人之处——可以有条不紊同时干几件事。他说自己总感“时间不够用”，在他看来，他赢得的分分秒秒，背后可能就是一个个生命的重生。

　　在与黄教授的近距离接触中，记者发现“急救”二字已和他的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交谈中，他突然停下来，定睛看着电视里正播放的新闻。原来，一个小孩因为吃蛋黄被卡而窒息，主持人介绍说，遇到这种情况需用力往上压上腹部剑突处。黄子通趁机“科普”了一下，“这个作法适用于成年人，但不适合学龄前的儿童。其实家长只要让小孩头朝下，在后背猛拍几下就有可能解除阻塞”。　

　　黄教授的夫人也是位医学专家，他的女儿看到父母近乎拼命的生活状态，都放弃学医。看着满架子的医学书籍没人继承，他不免有些遗憾，但他理解孩子们的选择。不过，大家却未必理解他为了急救事业而做出的牺牲——放弃过读博深造，也放弃过两次调任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的机会。他说，一个人一生能专心做成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就不错了，既然此生选择了急救，就要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黄子通小传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急诊医学及生物医学工程（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急诊科及急诊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山大学心肺脑复苏研究所所长。曾任该院副院长。

　　从事急诊医学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26年。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4项，开展多项急救新技术。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3项，获医疗成果奖6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等。2003年因抗击SARS成绩突出，被广东省政府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一等功臣，并获得全国抗非典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抗非典优秀医院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22篇，主编《急诊医学》、《急诊抢救指南》、《现代复苏医学》等专著，主编国家卫计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急诊医学》3套。

　　担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第六、七届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急诊医学分会第四、五届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急诊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以及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专家等职务。